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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案最早报道者:有确凿证据证明聂树斌被冤_钱柜娱乐777

跟一样,媒体人推动了聂树斌案的进程。呼案背后一直站着新华社记者汤计,聂树斌案背后,是老媒体人马云龙。2005年3月15日,《河南商报》刊发《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一文。这是聂树斌案出现在公众视野的第一篇报道,由该报总顾问马云龙亲自操刀。这则新闻,揭开1994年发生在河北石家庄西郊玉米地一桩强奸杀人案的第二季:“真凶”王书金“归来”认罪时,聂树斌早已被定为案犯被枪毙。  此后,聂家申诉之路漫长,直到本月12日,方由最高法院指令山东省高院复查,迈出该案迄今最具历史性的一步。将近10年间,聂案的每一步进程,都有马云龙的身影,他一直隐身幕后协调各方力量,试图推进对此案真相的探寻。  12月19日,70岁的马云龙对京华时报记者称,王书金供述的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正是解开聂案迷局的关键。      报道刊发当天,马云龙在报社内部说:“3·15本来是打商品的假,今天我们是要打假案了。”  京华时报:《河南商报》最早曝光聂树斌案疑点,你当时是报社总顾问。能回忆一下当年的情形吗?  马云龙:距报道刊发马上要满10年。聂案和王案的报道,第一篇稿见报标题是《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刊发时间是2005年3月15日。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在报社内部说:3·15本来是打商品的假,今天我们是要打假案了。  京华时报:王书金是怎么冒出来的?  马云龙:2005年,春节前夕,公安部门例行治安大排查。有人向郑州荥阳县索河派出所反映一个人很奇怪。奇怪之处3点:这人从来不说老家在哪;在外打工的人春节都要回家,可他从不回家,过春节时一个人待在打工的砖窑里;这人怕警察,走路看到前面一个警察,他躲一边去,在窑边听到外面有警笛声,就一头钻进窑里。所以怀疑他是逃犯。1月17日,派出所对他传讯。没想到后来他交代强奸杀人的罪行。  京华时报:他当时交代了几起案件?  马云龙:当时一共交代4起强奸杀人案,是在几乎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下交代的。  京华时报:为什么这么快交代?马云龙:后来王书金说,他这几年非常紧张,时时刻刻感到警察在周围,精神压力非常大,他想干脆说了解脱了,所以到派出所后,尽管警方没掌握线索,也没问太多,他就把这些事说了出来。他交代第一起案件后,当地派出所就查他身份,发现他没说真实信息。姓名是假的,地址也不对。根据他说的一个村庄名字,派出所一查,发现他“老家”没这村,相邻的广平县却有。索河派出所的指导员把电话打到广平县公安局,当时值班的副局长郑成月接到电话,就问是不是叫王书金,因为广平有一个网上通缉的杀人逃犯叫王书金。王书金隔着电话听到自己名字,就说“不用问了,我就是王书金”。他先后交待4起案件,按交待顺序,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是第4起,按案发时间排序,石家庄案是第一起。其他3起,都在他老家广平县。  京华时报:报社当时怎么发现这条线索的?  马云龙:当年2月份,荥阳县公安局召开记者会,说春节排查期间有重大成果,抓住一名作案4起的逃犯。当时跑公安口的记者楚阳参加发布会,楚阳后来跟我说了一个细节,局长闲聊时说:4起杀人案将来还有麻烦,他交代的3起案子落实了,另外1起石家庄的案子出了问题,那件案子已经破案,定了一个罪犯。当时我听到这个细节很激动,我就说真正的新闻在这儿呢,然后我派记者范友峰和楚阳去河北调查。  京华时报:去了几趟?  马云龙:至少三趟。第一趟是他们俩去的。回来准备出稿的时候。我发现还存在好多问题,且都很关键,然后我亲自去,后来到了那个作案现场,还到广平县,找郑成月详细了解案情。  京华时报:第一篇报道把所有问题都说清楚了吗?  马云龙:范友峰和楚阳写完初稿后,我不满意,最后由我执笔,推倒重写,共同署名。考虑涉及警方办案机密,第一篇报道中,我们已经掌握的重要细节并没有全部刊登。当时为扩大影响力,稿子连夜传给全国100多家主流报纸,并注明“欢迎刊载,不要稿费”。      李树亭律师从死者家属处获得两审判决书,聂案申诉终于受理。  京华时报:“一案两凶”曝光后,全国媒体轮番上阵。从那年开始,聂母张焕枝就向河北省高院、最高法院申请再审,但这10年非常艰难。  马云龙:这10年中,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点,“一案两凶”稿发表后,河北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公检法当时都在场,说一个月以后发布调查结果。但到现在,联合调查组也没有发布调查结果。  然后,聂家的人要申诉,却被一个很可笑的技术性障碍阻挡两年多。当张焕枝到石家庄中院、河北高院乃至最高法院递交申诉书时,始终被拒绝。理由就一条:缺少要件。只有你的申诉书,你儿子的判决书呢?没判决书就不接受申诉。  但老太太确实没有判决书。因为1995年枪毙她儿子的时候就没有给她一审、二审判决书。她找受害者家属要,不给。找石家庄中院、河北高院要,当时没有规定在枪毙犯人时一定要给家属判决书,所以都不给。然后各级法院就说,你没有判决书,你的申诉我不接受。  京华时报:张思之先生也代理过聂案再审。  马云龙:张老也非常关注此案,主动提出代理。他跑过最高法院,也没拿到判决书。不是张老不努力,而是当时从上到下都不受理案件。后来有一条新闻,说张焕枝有一天收到快递,打开一看,是两审判决书。于是她又开始申诉。  京华时报:那条新闻说,是神秘人寄的特快专递。后来大家知道,是聂案申诉第一任律师李树亭把判决书要到的。  马云龙:对!李律师和受害人家属经过长期沟通,说只有拿到这份判决书,才能找到杀害你女儿的真凶,才能解决不是真凶被冤杀的人。后来家属想通道理,给复印了判决书。  京华时报:这个突破意义多大?  马云龙:突破很小,但是很关键,至少能申诉了。这10年,聂案一点一点往前走,这是法律程序上第一次突破。  京华时报:张焕枝拿到判决书后,去找河北省高院,但对方还是不受理。她又拿着判决书去北京,最终,最高法院接受了申诉。但还是陷入僵局。  马云龙:2007年11月,最高法院答复张焕枝,申诉材料已转至河北省高院,聂案申诉由河北省高院负责。但河北省高院的回复遥遥无期。到后来,法律界等各界人士都关注聂案,并长期呼吁,把聂案作为中国冤案的一个代表。  京华时报:这10年,还有重要的突破性节点吗?  马云龙:最大的突破是这次异地复查。这是实质性的突破。      原来最坏的准备是,王书金不承认康某是他杀的。但王书金最终没有翻供。  京华时报:2007年,王书金案一审宣判,判其死刑,但对他供认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不予认定。王书金据此上诉。同年,二审第一次开庭,但审不下去。搁置6年,直到去年6月,二审再次开庭。对于二审重启的原因,你有何看法?  马云龙:王书金二审应该是河北方面准备快刀斩乱麻,加快进度处理王书金案。  京华时报:开庭之前,你发了一篇文章,说王书金要翻供,但开庭后王书金并未翻供。对于“翻供说”,有人说你是阴谋论。  马云龙:我是在紧急情况下写的这篇文章,我有详细的线索来源,消息很准确。当时很多人说,老马,你胡说。我说你打过排球没?打排球有拦网,预判对方的攻击点,再高高跳起将这个点堵死。对方可能强攻,可能不敢再在这一点进攻。我拦网的结果是:对方不敢再在这一点强攻了。  京华时报:当时你意外吗?  马云龙:意外。原来最坏的准备是,王书金不承认康某是他杀的。他律师告诉我,王书金说了一番出乎他意料的话。王书金基本是一个文盲,他对律师说,他现在活着只有一个目的,他现在要为法律和公平正义活着。这话我听到很吃惊,我问是你教他的吗?  律师说没有。他对于聂案的想法是,他做的事就应该他来承担,不能让别人冤死,这点让我很感动:一个罪犯能在临死之前有这个良知。  京华时报:你有没有近距离见过王书金?或者看过审讯录像?  马云龙:没有,这是违规的。郑成月有段时间常见,他和我描述过。王书金现在最信任的人第一个是郑成月,还有就是他现在的律师。他对郑成月的信任来自于第一次见面。10年前,郑成月带民警去荥阳,押着王书金回广平。路上郑成月说下车吃饭,车上的民警说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怎么在这里吃。郑对王说,回去后,想吃什么不定能吃到,我们就在这吃,吃烧鸡。王被带到饭店,用衣服遮住手铐,拿烧鸡吃,这是人性关怀。有段时间,王书金见到郑成月总是叫哥,几天不见,就对警察说,我想见哥,叫我哥过来。  京华时报:郑成月最后一次见王书金是什么时候?  马云龙:大概两年以后,后来有了措施,不让见。郑成月和他主要的交流是:你犯了很大的罪,但作为男子汉,要敢做敢当。后来王书金的思想受其影响很大。后来郑成月提前退休,也是因为坚持办这个案子受影响。   马云龙认为,王书金供述的一串钥匙是解开聂树斌疑案的关键,而它在聂案中被忽略。  京华时报:当时“一案两凶”报道,还有哪些核心的、能证明王书金才是聂树斌案的凶手证据没有展示?  马云龙:广平县的公安押着王书金到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指认现场的时候,隔了10多年,他居然指认得非常准确,我当时用了一个说法是“精确指认现场”,还有一句话是“非亲到现场不可能提供的证据”。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用得好。  它指的是现场一串钥匙的细节和位置。我在去年王书金案二审时发的第二篇文章,提到过这串钥匙。我认为它是解开疑案的关键,王案二审回避这串钥匙,我希望王案、聂案复查复审时能查明。我现在仍然认为:其他什么证据可以不要,只要把这个证据扒出来,就能证明王书金是康某案的凶手。  京华时报:怎么证明?  马云龙:王书金曾经供述,他作案后拿起过钥匙,在井台边藏匿死者的衣物后,突然想到,从现场带走死者的这串钥匙,很可能给他带来麻烦。所以又返回现场,将这串钥匙扔回死者的旁边,依他自己说法是1米左右。后来我看到聂树斌案的现场还原,果然在离死者7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只差30厘米。在被枪毙的聂树斌的所有供词里,只字未提这串钥匙。而王书金,在完全没有案卷的参考下,能够在远隔11年后准确地指出这串钥匙的位置。这说明什么?这表明绝对是王书金干的,不可伪造。这串钥匙就是解开聂案的关键,但它被忽略了。  京华时报:李树亭曾告诉媒体,康某的父亲告诉他,警方抓到聂树斌后不久,把现场附近发现的一串钥匙作为遗物还给康父。你有没有就这串钥匙做进一步的核实?  马云龙:做了。  京华时报:怎么做的?有哪些收获?  马云龙:我不希望现在公开。只能告诉你,我有必胜把握,有确凿的无法推翻的证据来证明,王书金是真凶,而聂树斌是被冤杀的。  京华时报:张焕枝说,聂树斌被抓后,警察带着一件衬衣,找她和三妹辨认过。王书金案二审,检方出示一张据说在康某遇害现场发现的衬衣的照片,并认定这是罪犯勒死康某的工具,而王书金多次供述交代,他是用双手把康某勒死的。据此断定,王书金与康某案无关联。当时,张焕枝在法庭上(休庭时)和法庭外高喊“不是”,照片上的衬衣不是她看过的那件。你怎么看这个细节?  马云龙:不但花色不对,袖子长短都不对。律师当时在法庭上第一次看到照片,当庭指出,应该出示物件原件,而非照片。另外,他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照片上的衬衣干净整洁,不符合缠在高度腐烂的尸体上8天这一情节。    京华时报:这些年来,你一直关注聂树斌案?  马云龙:这件案子的调查我陆续做了10年。2006年因为一些原因离开新闻界后,我也没有停止过调查。最近3个月,我极度关心这个案子,也为这个案子的最终审判做了几手准备。  京华时报:你和张焕枝联系多吗?见面多吗?  马云龙:有时电话联系。好几年没见了,昨天见了一面。印象最深的,是这十年聂母的变化。这十年案子没翻过来,但我感到很欣慰的是,聂家生存环境,包括他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见她,是“一案两凶”见报次日,我带着报纸去的。她是一个精神上被摧垮的农村妇女。你知道,儿子又是强奸犯,又是杀人犯,最后还被枪毙了,这是极不光彩的一件事。聂家受尽歧视。2005年,记者开始去采访她,她的眼神还是惊恐的,充满疑虑和警惕。当我们把报道还有王书金的案子给她说  了后,她产生了希望。十年过去,她从一个沉默寡言,充满自卑的精神状态变得很坚定,变成一个社会活动能力很强的能讲很多法律条文的人。  京华时报:你现在不说的证据,是要等到聂树斌案宣布复查结果或启动再审时,才能公布吗?  马云龙:对。从2005年到现在,我认定聂树斌是冤杀。虽然标题“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我用的是问号,实际上当时我心里已有结论,我认为这是一个冤案。这个结论不是随便下的。除了钥匙之外,还有几个关键证据,暂时不便公布。  京华时报:如果两案再审,这些证据将以什么方式提交给再审法院?  马云龙:到时候证据交给聂家和王书金的律师。律师会把它交给再审机关。  京华时报:王书金案目前在死刑复核阶段。如果聂树斌案决定再审,结果会怎样?对王书金案会有影响吗?  马云龙:假如聂案重审,像呼格案一样平反的几率很大,那么王案也会有重审的问题。王案一审二审,只起诉其他3起强奸杀人案。对于康某案,一审时,法官说与本案无关,不让提,二审,只是作为证据提到。将来随着聂案推进,王案需要就康某案补充审理漏罪,而且应该从一审开始。这样才能有一个完整的交代。  京华时报:你认为,聂案和王案是什么关系?  马云龙:这两个案件应该打通。山东省高院可能会说,我们只受最高法院之命,复查聂案,并没有复查王案。这样两案就会切割开了。我建议,审理过程中要想尽办法两案打通。  京华时报:什么途径可以打通?  马云龙:证人和证据。就是在聂案审查审理中,允许提取王案的相关证据或证人来验证聂案是错案,这样就打通了。不能把两案硬性分开,只就聂案现有案卷谈聂案。对于王案来说,一个道理。  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发自石家庄(原标题:马云龙 现场被忽略的钥匙能解聂树斌案迷局)编辑:

本报记者 庄庆鸿《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22日03版)  “我在建筑工地打工14年了,年年欠薪,年年讨薪,这些艰辛的路,说出来都掉眼泪。”来自河南的建筑工人张克俭说。至今,他还没有拿到去年的工资。  时值2014年年尾,农民工群体再次面对劳资纠纷易发期。  12月5日,由多所高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公益组织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下简称《报告》)显示,在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环节中,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前两名。    12月5日,是多所高校和民间公益组织发起的“建筑工人关爱日”。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介绍,这项调研报告基于7年间跟踪访谈和研究的138起集体讨薪案例。调研者对一线工人进行了大量的深入访谈,在100余个建筑工地开展实证研究,接触到不同层面的管理员、包工头和带班。  “自2003年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替农民工讨薪以来,中国建筑业的劳动关系开始发生调整和变化。”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李大君说,“最具代表性的政策,是试图以建筑业劳务分包公司来取代‘包工头’,以规范建筑劳务市场。”  建筑业的劳务分包制度,始于2005年。当年8月5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文件指出:“从2005年7月1日起,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按规定,到2008年,建筑施工企业须成立自己的建筑劳务公司。  但《报告》调查显示,2008年至今,建筑业“层层盘剥”的“食物链”仍普遍存在。这条利益链的顶端是开发商,下一层则是建筑劳务公司。  《报告》显示,在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环节中,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前两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  相对而言,“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总包施工企业在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环节所占比例,仅为7.2%。  《报告》认为:“劳务公司通过向不具备资质的私人包工头提供资质,赚取挂靠费用。而具体的一线工人的招募和组织管理,仍旧由最基层的包工头来完成。这样一来,建筑施工企业将用工责任转嫁到包工头身上。”  《报告》认为,包工头成了“夹心饼干”:“一方面要为施工企业从乡下招募、组织和管理一线建筑工人,另一方面,还要为私人挂靠者的资金缺口垫付资金。”  “在建筑工程分包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层,下家都需将工程承包价的少则百分之几、多则百分之十几,上缴给‘上家’和工程监理。就在这种利益链条中,无论是工程质量还是工人工资,都无法得到保障。”《报告》总结。  在138起案例中,层层分包与转包的比例高达97.1%。  88.4%的建筑施工企业存在资质挂靠,同一工地总包施工企业与劳务分包均不存在资质挂靠的比例仅为2.2%。其中,总包施工企业的挂靠比例为66%,劳务分包企业的挂靠比例更是高达82%。  “资质挂靠、层层分包与转包,不仅使得工程质量难以保障,而且工人的施工安全与工资也存在着巨大风险。”《报告》认为。    山东籍建筑工人李建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为讨要工资打了4次官司,“次次都输”。  他的第四次诉讼,目前仍在进行之中。“从仲裁到一审、二审,法院都是依据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判劳务公司给工人发放工资。”近日,他们又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他并不乐观。  《报告》显示,建筑工人即便经过司法途径,全额结算工资的比例也不高。  从讨薪的结算标准来看,“依照约定,全额结算”的比例仅为44.9%。即便加上“年底结清”的部分,也只有56.5%。  甚至,8%的欠薪案例中,工人经过讨薪,仍旧分文未获。这又是为什么?  《报告》中的另一个数字提供了答案。在138起集体讨薪案例中,没有劳动合同的比例高达95%。  “在工人向施工单位讨薪时,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工人诉诸法律来维权,那么,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就会依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工人工资。”李大君说。  12月5日到场的四川籍农民工刘顺雄同样没有签劳动合同。据刘及其工友介绍,2013年1月6日,他们所在的某工地发生建筑坍塌事故,造成8名工人受伤。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伤者无法鉴定为工伤。  “4名工人跟建筑公司‘私了’,我们4人选择上诉,快两年了,还没有个结果。”刘顺雄说。    《报告》说,除了商品房,保障房项目工地成为“新增的欠薪重灾区”。  目前,保障房建设主要采取的是“开发商垫资施工、政府回购”的模式。《报告》统计,高达82.6%的涉事工地存在总包施工单位垫资的行为,其中商品房与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96.1%与94.4%。  在李大君看来,并不良性的劳资关系,使“保障房变得越来越没有保障”,“住户安全没保障,农民工工资也没保障”。  “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施工单位,都是‘最低价中标’。”李大君说,“保障房利润有限,开发商和施工单位为了盈利,会选择挤压成本。于是,在没有办法改进施工企业管理的情况下,只可能从建筑材料费和人工费上压缩成本。”  《报告》显示,2011年后,随着监管部门对保障房质量监管力度的加大,材料费可压缩的空间已经不大。“采取各种手段压缩人工成本,压低或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成为一些开放商重要的获利方式。”  《报告》调研138起案例显示,高达94.9%的讨薪案例,工人在讨薪期间无报酬,交通、食宿自理。“工地方欠薪的违法成本被转嫁到了欠薪农民工身上。即便100%讨薪成功,涉事工地所付出的也只不过是他们本应付给农民工的工资。”  在138起案例中,讨薪工人被殴打的占30.1%,尚无一例打人者被抓获。  “劳有所获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身边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使社会冲突和矛盾进一步加大。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欠薪问题累积出的社会矛盾逐渐增多,亟待解决。”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蒋一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原标题:138起欠薪案例揭示建筑业“层层盘剥”食物链)编辑:

●公司出品的电视剧被紧急叫听  ●传出与多家卫视“分手”消息  ●至今未公开回应各种网络传言  □记者 朱美虹 陈文  晨报讯 身处漩涡中的赵本山,如今究竟在哪里?  记者昨日获悉,前晚与昨日赵本山都在上海,只不过全程保持低调,不愿公开。  自相继缺席三级文艺工作座谈会后,这两个月围绕着赵本山有着诸多的猜测和解读。在此期间,原定于9月22日播出的本山传媒出品的电视剧《爹妈满院》,在播出前一晚因“题材问题”被紧急叫停;原定12月19日开播,由姜文、姚晨、赵本山担任导师的真人秀《造梦者》海报都发布了,却在27日宣布由洪晃取代赵本山,而洪晃12月中旬才敲定,首播时间也延至明年1月9日;与“赵家班”关系密切的辽宁卫视不但暂停了《本山选谁上春晚》的录制计划,原先反复播出的赵本山小品合辑也没了……  此外,按拍摄时间来算,《乡村爱情故事8》的播出时段应该就是明年春节,但辽宁卫视、黑龙江卫视、江苏卫视、天津卫视等近年来购买过多部本山传媒电视剧的电视台,在各自的2015年度广告招商会上均未提及。而关于《乡村爱情故事8》何时排播的问题,江苏卫视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其工作人员昨日回复记者称,今年就没看到过《乡村爱情故事8》的排播计划。至于之后是否还会合作,目前并不知情。  而素有“本山台”之称的辽宁卫视,把不播《乡村爱情故事8》的原因归结为价格上涨,“去年才60多万(一集),今年就到百万级别,我们的经费没增加就买不起了”——但在辽宁媒体圈,辽宁卫视和赵本山悄然分手的消息早就不胫而走。  事实上,除了电视台,辽宁当地的报纸也越来越少刊载赵本山的新闻。不过28日,《辽宁日报》刊载评论《辽宁文艺如何引领这个时代的风气》,文章列举了多年来辽宁涌现的优秀文艺作品和作者,却未提及曾被辽宁视为骄傲的赵本山及其作品。  风声鹤唳中,一则“赵本山被抓、家有20吨黄金”的传言,上周末在网络上迅速传播。针对这一传闻,28日深夜,赵本山徒弟程野在微博上贴出一张赵本山打篮球的近照,以示辟谣。  但身处漩涡中的赵本山始终未见有报道其行踪,以及对传闻的回应。  赵本山究竟在哪里?事实上,29日晚他已悄然抵达上海,并在酒店与友人小聚,期间谈笑风生神采奕奕,但无意主动站出来回应种种传闻,中间人对于晨报记者提出的对话请求也予以婉拒。  除此以外,赵本山在上海还接到了某节目的录制邀请,但对于最终是否参与录制、会聊些什么、会不会播出以及何时播出,节目组工作人员均表示尚未确定、也不方便透露相关内容。  昨天傍晚,晨报记者前往某节目录制现场,未见到赵本山本人。节目组对于媒体的出现相当紧张,立马将记者带离录制现场。  晨报记者事后了解到,赵本山当时就在录制现场一旁的贵宾休息室。据同在休息室的人员介绍,赵本山穿了件红衣,人显得比以前精瘦,不过状态还挺好。(原标题:

自称是经过政府部门批准成立的行业协会,但在民政部网站上却查询不到相关记录,只用交纳1.45万元的会员费,就能成为协会的副理事长。如今,遭到业内人士质疑的“中国营养协会”,又开始筹备2014年年会并开始招揽合作赞助商。面对层层疑点,北京青年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在调查中,协会工作人员称协会是在香港注册,然而北青报记者在香港警务处社团事务处的资料中查询不到该协会的任何注册信息,仅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查询到一家名为“中国营养协会有限公司”的企业。   近日,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顾中一在个人认证的微博中称,“我查了下所谓中国营养【协】会(我是中国营养学会成员),根本没有民政部备案不说,工信部网站备案也是违规的。”  接到顾中一在微博中的爆料后,北青报记者与他取得了联系。顾中一表示,由于自己不能代表中国营养学会,所以希望记者和学会方面联系沟通。随后,记者再次打开顾中一的微博时,发现有关质疑中国营养协会的内容已经被删除。  北青报记者致电中国营养学会,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也已听说存在一个名为“中国营养协会”的组织,但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与该协会没有任何合作,也不方便对此发表任何看法。而记者发现,在今年的10月14日,中国营养协会的官网上挂出一条公告,称要召开2014年中国营养协会年会,年会定于2014年12月27日于北京中土大厦召开,并公布了相关的年会赞助方案。  根据其公布的赞助方案,年会招揽一家冠名单位、两家支持单位和白酒、红酒和健康饮料分别一家产品赞助单位,并分别予以相关的年会宣传回报。在年会上,冠名单位和支持单位还能分别获得20分钟和10分钟的发言交流机会,而在该方案中并未提及赞助的金额。  北青报记者发现,该协会的官网上除了此次举办年会的活动外,还曾经举办过多次类似的活动。根据相关公开的媒体报道,中国营养协会仅在今年,其就曾举办过多次评选、会展和公众营养大会活动。  2014年4月29日,中国营养协会和其他诸多单位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公众营养大会暨‘中国梦·健康梦’行业盛典”。 据媒体6月25日报道,“2014最受信赖饮用水品类及品牌评选活动”也是由中国营养协会与一家单位联合发起。今年9月19日至21日,中国营养协会还与诸多单位联合主办“中国最大保健食品展”,在公开报道中称该展览云集“1500个高端品牌,5000种健康产品”,“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瑞士、西班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九大展团同台亮相”,“参加展会的国际企业比例近30%”。    根据“中国营养协会”网站关于协会简介的内容,该协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的社会行业机构,是由中国公众营养产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为核心组成的行业机构,协会会长为赵章栓。  根据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然而记者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系统里,始终无法查询到中国营养协会这个所谓的全国性组织,只能查到中国营养学会的相关内容。  一位中国营养学会的成员告诉北青报记者,近日来他已经多次听说了“中国营养协会”这个组织机构,但他认为这个组织存在诸多疑点。他告诉记者,一般的非政府组织的官方网站域名后缀应该是“org”,而这个协会的官网后缀则是“tv”。为此,他特意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后缀“tv”是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国家代码域名,是国家“Tuvalu”的缩写。  北青报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发现,1999年国际互联网标准化组织根据图瓦卢国国名"Tuvalu",授予其“.tv”的域名。由于这个域名的特殊性,多家网络运营商前往其首都富纳富提竞拍,希望将其作为电视等媒体的互联网后缀名。来自美国的一家公司以5000万美元,超过图瓦卢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的代价,获得了该域名的经营和使用权。随后,有不少经营视频的网站都开始纷纷申请注册该后缀的域名网址。   根据北青报记者的调查发现,中国营养协会的工作人员声称自己是在香港注册的协会组织。北青报记者按照这一线索,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查询到了该协会的相关信息。  根据信息资料显示,中国营养协会在香港注册的身份为“中国营养协会有限公司”,公司编号为1535304。在公司类别中等级的为有股本的私人公司,公司地址则位于香港九龙旺角 花园街2-16号好景商业中心1605A室。  根据资料的股本显示,该公司的股本为1万元港币,全部由公司成员赵章栓持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的资料中显示,该公司的董事为赵章栓,公司并无其他董事成员。  此外,根据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团条例》第11条的规定,除了已经解散的社团以外,在香港,社团事务主任需要把所有已注册或者获得豁免注册的社会团体或分支机构储备出一份名单,列出该社团、分支机构的名称以及该社团个别主要业务的地点和其所在地址。  根据这项规定,北青报记者在香港警务处社团事务处提供的资料中查询发现,并没有“中国营养协会”这个社会团体。这份长达3379页的名单中,列举的所有在案记录的社团均是截止到2014年12月6日,虽然中国营养协会已在去年就举办了多次活动,但在该资料中并没有该协会的任何资料。即使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有限公司”注册的公司所在地,也无法查到和该协会有关的任何信息。  北青报记者以咨询者身份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对方告诉记者,只要是全国性的社团组织都应该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查询系统中查到注册信息。面对记者对该协会无法在系统中查询到信息是否正规的疑问,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在我们这里登记过的组织,都能在我们公开的网站上查到。但是如果是在香港注册的协会我们这里无法查到,我们只能说你自己要谨慎点,因为在香港登记的比较多,他们的名称实际上都是以公司名称登记的。活动起来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规范,所以说你自己要谨慎一点。”  针对记者提出该协会如果存在收费等情况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时,工作人员说:“因为他不在我们这里登记,所以我也不能给您再多的解释了,只能说您自己要谨慎处理。”    近日,北青报记者以想入会为由的身份与中国营养协会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工作人员立即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起入会的方式。他告诉记者,协会成员分为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两种,单位会员需要提交公司资料经过协会审核通过后,按照不同等级的缴费标准成为协会不同等级的会员。  随后,工作人员向记者发来一套资料,根据资料显示普通会员一年的会费为2900元,享受终身会员资格的话需要29000元,最高的副会长单位终身费为88万元。单位会员加入协会后,协会可以授予不同级别成员单位高档牌匾一块,在中国营养协会网站成员展示平台提供专属的网站平台由成员单位自己独立管理,以及提供全国媒体联动宣传模式服务等多项服务。  除了吸纳协会会员外,北青报记者发现,在中国营养协会发来的一份“合作项目及价格一览表”中,对企业单位的品牌荣誉认定和授权也是明码标价。企业单位只要提供10个最大终端运输包装的产品用于留检、展览、存档、传播后,就可以缴纳2到3万不等的费用,被中国营养协会认定为相应的授权产品。  例如,被指定为中国营养协会示范单位(基地)的企业,需要缴纳3万元的费用,就可以终身享受协会该年度的荣誉认定,如果不想标明是哪一年的协会认定结果,则价格不变服务期限变为2年。类似这种认定方式,协会的推广单位(基地)、倡议单位(基地)、调研基地、推广产品和倡导产品的年度荣誉认定和授权价格在2万元,强化产品和监制产品的年度荣誉认定和授权价格则升至3万元。   最终,北青报记者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协会为由,开始和工作人员进行商谈。工作人员表示,个人会员加入协会成为理事,一年的费用为890元,终身的理事会员则需要4900元,最高缴纳9.45万元,就能成为协会的副会长。记者提出希望加入该协会,成为协会的终身副理事长,工作人员称需要缴纳1.45万元的会费。随后记者询问对方成为副理事长的资格时,工作人员称需要向协会提交身份证、学历证和近年来的荣誉证书,由协会进行审核。  记者谎称自己目前只有大专学历,也并未取得任何荣誉证书时,工作人员又立即改口称,有没有荣誉证书没有关系。当记者提出该协会在民政部网站上查询不到时,工作人员称他们的协会是在香港注册。记者进而询问该协会是否和中国营养学会有任何关系时,工作人员说:“我这么跟您说吧 ,我们是有重合的地方,可以说是同行业。”  记者询问工作人员申请副理事长职务后,是否可以在个人的名片上印上这个职务时,工作人员称只要申请成功印在哪里都可以,而且还可以再他们的官网上进行查询认证。随后,工作人员要求记者将相关的证件电子版和2张2寸照片交给协会,再通过银行汇款即可办理。而工作人员交给记者的账号信息显示,该账号是一家名为“北京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  发现记者质疑账号信息后,为了打消记者的疑虑,工作人员还发来一个加盖该协会公章的红头文件,根据这个标明“中营协2013字第13071801号”的文件显示,北京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营养协会执行委员会的特设产业执行机构,是协会的专业配套部门,全权负责中国营养协会相关费用的收缴和票据管理工作。    北青报记者通过北京市工商局网站查询发现,北京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在海淀注册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地址位于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号2号楼25E号,其法定代表人是赵章栓。网站的相关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30日,经营项目包括批发预包装项目、投资管理、技术咨询等多个项目,注册资金为100万元。  对比中国营养协会官网上所称的办公地址,记者发现这两个地址一致,而且该协会的会长名字也是赵章栓。记者再次登录该协会的官方网站仔细搜索发现,网站在2012年时还曾挂出一则公告,称协会指定北京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战略合作伙伴,是协会唯一对公营业账户。  北青报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信息路2号的上地国际创业园,找到了这家公司和协会所在的写字楼。写字楼一楼大厅的指示牌上显示了多家入驻该写字楼的公司,但记者并未发现有“中国营养协会”和“北京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指示牌。随后记者询问了写字楼一楼大厅的保安,他告诉记者楼内确实有中国营养协会的办公地点,位于写字楼的25层。  记者在25层发现,该层内总共有三家单位在办公,其中25E号就是中国营养协会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门外,挂有中国营养协会和中国医疗养生杂志社两个标牌。近百平米的办公室内,有多名协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办公。但在这个办公地点大门处,却没有任何“北京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标牌。本版文并摄/北青暗访组    在进行相关调查后北青报记者发现,所谓的中国营养协会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系统里根本查询不到,而协会的会长、办公地址又和北京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负责人、注册地址一致。这些情况使得中国营养协会的存在具有诸多的疑点。北青报记者对此进行了疏理。    根据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而记者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系统里,始终无法查询到中国营养协会这个所谓的全国性组织。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的住所只能有一个。在采访中北青报记者发现,北京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却是中国营养协会的办公地址,而且协会的会长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姓名也一致,甚至协会的款项收入也是直接打入公司的账号。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中国营养协会在吸纳单位和个人会员时明码标价,对企业单位授予的荣誉认定和授权也在2到3万不等。而记者了解到,中国营养学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学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的专业学术团体,不对企业和产品进行资格认定和评选。那么,中国营养协会的收费标准和评定结果是否有效也成为一大疑点。   根据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而协会和学会仅一字之差,按照规定是无法成立。协会工作人员称中国营养协会和中国营养学会是同行,只是协会是在香港注册的社会团体。  针对这四个疑点,早在11月5日,北青报记者就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的要求发送了采访函,但截至12月12日一直未得到协会方面的回应,在此期间记者多次联系协会工作人员,对方均称会长目前正在出差无法回应。12日下午记者最后一次致电中国营养协会,工作人员表示会长刚刚去宁波参加会议,要等到会长返回北京后才能全面地给予相关答复。“非常抱歉,前几天会长回来了两天我忘记和他说了,等他下次回来我一定转告他。”协会的工作人员说。   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吴有水告诉北青报记者,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某省范围内的协会必须经过省级民政部门的备案,方能成立合法的协会,而如果冠以“中国”字头的协会,则必须由民政部备案,否则该协会组织的存在就不具备合法性。“现实中也会有不少组织到香港去花钱注册一个公司或者协会,但根据相关规定,这样的协会在大陆是不符合规定的。”吴有水律师说。  对于中国营养协会和北京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地址一致的问题,吴律师认为这种形式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我国法律规定,一个协会必须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协会的账号也应该是独立的,像中国营养协会这种方式,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吴律师说。    来源:北京青年报编辑:

中新网1月19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就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会上表示,落实国务院《决定》关于“单独建账,基金分别管理使用”,就不会出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后“吃”企业结存基金的情况。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由于没有基金积累,有网友担心会出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吃”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对此,胡晓义回应称,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时间比较长,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改革的范围从原来的国有企业,逐步扩展到其他所有制企业,还有城镇其他一些劳动者,包括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范围很大。到去年底已经覆盖了总量3.4亿人左右。这些年基金规模不断扩大,现在总的基金积累已经到了3万多亿,这为应对老龄化高峰期的挑战,准备了更好的物质条件。而国务院决定机关事业单位从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改革,这是一个新举措,过去确实没有基金积累。他表示:“那么会不会出现改革之后,机关事业单位去吃这3万多亿结存的养老保险基金呢?我可以明确回答,不会。”  胡晓义指出,国务院《决定》第六条中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考虑上述问题,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后,基本制度模式和基本规则是和企业统一、一致的,这样就实现了规则公平、制度公平。但是基金单独统筹,不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基金混用。  胡晓义表示,之所以这样规定,一方面是考虑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工资的供款渠道是明确的,主要是财政资金的供给,所以各级财政还是要负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机关事业单位的扶养比也就是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的比例比企业高,现在企业的参保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关系大致是3:1,而事业单位就高得多。  胡晓义表示,考虑到抚养比的不平衡,更不应该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基金混用,还是要坚持以财政供款为主的资金渠道。所以落实国务院《决定》关于“单独建账,基金分别管理使用”,就不会出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后“吃”企业结存基金的情况。(原标题:人社部:事业单位不会“吃”企业结存的养老基金)编辑:

分类(钱柜娱乐777)| 2016-11-02 04:10:12